中国的1984，究竟发生了什么（上）

在1984年，中国媒体上首次出现了“企业家”这一名词。Www.Pinwenba.Com 吧以前人民普遍认为厂长、经理的职能只是生产销售，无法与“科学家”、“文学家”等灵魂工程师相提并论。

王石在他的自传中回忆，当他看见邓小平出现在国贸大厦楼顶那一刻，心中已预感到“将有大事要发生”。王石就在这一年下海创办了当今中国最大的房地产公司——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这就是王石的1984年，也是万科的1984年。

中国的1984，究竟发生了什么（上）

我们为什么怀念1984？

关心时政的朋友们会发现最近很多报纸、杂志和门户网站都在讨论1984年，刊登了一系列纪念1984年的文章。我们为什么怀念1984？这是一个值得我们深刻思索与探讨的话题，因为对于2014年的我们而言，1984年不仅仅是一个整三十年的时间点，更是一个与如今的我们充满了千丝万缕的联系的年份。

中国的改革始于70年代末。1978年，中国召开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会议的主题是告别阶级斗争，将重心放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上。同时，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文件明确指出：未来经济建设的主战场是农村经济。随之而来的围绕着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农村改革轰轰烈烈地在全国范围展开了。

因此，197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开端，并且当时改革开放的主战场设置在农村。在此背景下，改革开放后第六年——1984年，中国的经济改革版图上出现了三个重要的现象。

第一个现象是乡镇企业异军突起。由于农村改革推动生产力，粮食获得大丰收，将农民从土地中解放出来了，广大的农村地区随之出现了“村村点烟，乡乡冒火”的现象。这些“烟火”早期叫社队企业，后期被称为乡镇企业。这部分在农村改革下产生的新鲜活力，将城市经济团团围住，给城市经济造成了沉重的压迫。

第二个现象是国有企业一蹶不振。由于1978年中国还没有私营企业，国有企业就是城市中最主要的经济体，所以当时城市改革的主要对象就是国有企业。国有企业改革的主题是“放权让利”，但放权让利却并未给国有企业带来积极向上的影响，反而使得国有企业改革一败涂地。此时，乡镇企业正好趁虚而入，到城市抢夺资源、人才、技术和市场，导致国有企业的绩效越来越差。

第三个现象是民营资本和外籍资本给传统计划经济的思想带来了巨大冲击。由于国家在南方地区（主要是深圳、珠海等地）开设特区，因此许多民营资本和外籍资本如雨后春笋般生长起来。1982年，国家在打击投机倒把时曾整顿过乡镇企业，著名的温州“八大王”事件就发生在那段时期。然而整顿收效甚微，乡镇企业还是如同野草一样拼命生长，同时南方的外资企业也是生机蓬勃。但是，在意识形态上，计划经济的力量却极其强大。此时旧有体制面临崩溃，但是新的力量遭受压制，姓资姓社的选择就在意识形态领域中形成了一个广泛而激烈的讨论。这是中国改革在进入到1984年时所面临的紧急情况。

因此在1984年，出现一个改革重心的转变——将农村改革的经验转移到城市，使城市经济能够取得重大的进展。换言之，1984年是中国改革史上出现的第一个战略性转移的时间点，宣告改革战场从农村转移到城市。

在这样的背景下，亟需一些新的改革力量能从中国大地上萌发出来。非常幸运的是，就在1984年，出现了几支力量，把中国重新推回改革的正确轨道上。

第一支重要的力量，是一位家喻户晓的人物——邓小平同志。

邓小平在1978年重回中国的政治舞台，而在1984年1月，当时中国国内的城市经济非常糟糕，甚至连首府北京都开始争论姓资姓社的时候，邓小平带着一批人南下广东视察，这是他的第一次南巡。当时北京有很多人对深圳十分反感，认为“那个地方除了政府楼上的五星红旗还是咱们国家的红，其他的都已经变色的”。所以这一次南巡，邓小平非常沉默，没有讲一句话，只是在深圳、珠海等地不断地观察，直到1984年2月1日，一行人抵达广州时，邓小平同志才在广州留下一幅题字：“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这就是邓小平对特区经验做出的总结。非常有意思的是，虽然这幅题字是邓小平在广州写下的，但是它的落款日期却是1984年1月26日，也就是邓小平还在深圳视察之时。这说明这一想法并不是在广州才出现的，而是在他这一路南巡的过程中逐渐成形的。

当年的10月1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35周年，**前进行了改革开放以来第一次大阅兵，当时邓小平就站在**上。当北京大学的大学生组成的游行队伍经过**广场时，队伍中突然拉起一条横幅，横幅上只写了四个字——“小平您好”。这个瞬间成为了中国改革史上最戏剧性，也最感人的时刻，说明小平同志在春天时对经济特区的肯定，得到了全国人民的呼应与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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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大学生游行队伍拉出“小平您好”的横幅

因此，1984年12月，**在北京召开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就排除了意识形态的干扰，确立经济体制改革的总体战略。十二届三中全会是中国历史的一个转折点，它标志着中国的经济改革开始由农村向城市转移，同时指明了在这个转移过程中我们未来的改革方向。我们非常清楚地确定了经济体制改革的总体战略是在公有制的基础上建设一个商品经济的市场，而非单纯的计划经济。这是中央决策层做出的一个勇敢的决定。

改革者及其作出的改革方针，这就是当时第一支改革力量。

第二支改革力量来源于体制内一个庞大的机构——国有企业。

在1984年，中国媒体上首次出现了“企业家”这一名词。以前人民普遍认为厂长、经理的职能只是生产销售，无法与“科学家”、“文学家”等灵魂工程师相提并论。“企业家”这一名词甫一面世，就引发了媒体和社会广泛而热烈地讨论。所以在这一年的3月份，福建的五十几个厂长——这些体制内国有资产的经营者——第一次发出了自己的声音。

1984年的3月24日，《福建日报》的头版头条刊登了一篇报道：《五十五名厂长、经理呼吁“请给我们松绑”》。这则新闻发表后未过多久，就被《人民日报》转载，成为一个全国**件。福建的五十五名厂长，代表的不仅仅是福建的国有企业，而是全中国整个体制内几十万家国有企业，向社会、向中央发出的呐喊。在乡镇企业已经崛起，而国有企业却被“绑住了手脚”的情况下，是无法实现良性的相互竞争的，所以国有企业希望国家下放三项权力，解放他们的束缚。首先，这些厂长希望得到人事权，主要是指直接任命的权力。其次是财权 ，即投资权。最后一项是经营自主权，也就是生产产品的类型、数量、销售地等都能直接由国有企业自己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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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福建日报刊登《请给我们“松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