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龙寺。

乌央乌央的人。

东一堆，西一群。

『忠』和『孝』，似乎每个人都能说上两句，但是真的要说清楚，却未必是那么容易。就像是很多人以为『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就是要生孩子，多生就等同多『孝』一样，是存在着长期误解的。

所以在青龙寺当中，还是有不少的人存在一定的认知偏差。

『大谬！大谬也！』

一名须发有些发白的老儒生怒气冲冲。

『大汉之忠孝，已有四百年！岂有过乎？既无过，何须正也？！郑康成虽长于经文，然未必通得忠孝！其论可以乎？！以未得忠孝之长而论之，岂不怪也欤！』

在老儒生周边，还是有一些和他同气同声的人，但多数都是年岁较长的。

老儒生不反对忠孝，之前也和郑玄司马徽没有什么私仇，但是郑玄司马徽重新定义忠孝，让老儒生很不适应。

没错，并非是老儒生不知道对错，也不是因为郑玄司马徽的新忠孝有什么不对，而仅仅是不适应。

和老儒生对应的，是一些年轻的学子，尤其是寒门的学子，他们更容易接受新的观念，对于整个大汉，对于未来充满了憧憬。

这些年轻一些的学子，更容易也更愿意去接受新的『忠孝』的概念，他们也聚集在一起研讨着，时不时发出笑声，和那些怒气冲冲的老儒生截然不同。

一些人汇集而来，有人停下了脚步，也有人离开。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三观。

若是按照东瀛三国类游戏的话，或许也可以叫做『相性』。

『相性』相近者合，三观相似的也是比较合得来。

所以在新的忠孝理论宣扬出来之后，也就形成了两个比较大的群落。

同意的，不同意的。

斐潜只是下令有闻司注意，别发生因为口角而产生冲突的事件即可，至于在正常范围内的争吵，并不需要特别的制止。

有分歧，这是很自然的现象，和那种怀了恶意去诋毁的不一样。

在这个事情上，其实不管同意不同意，都改变不了什么。

就像是很多国策，都不是随意在制定推动的。

斐潜想要推动『忠孝』，也是有自己的考量。

只不过斐潜也没想到郑玄和司马徽就能做到了这一步。

斐潜原本还以为需要一点时间，一些过程。

忠孝啊，汉代以孝治国，这似乎是所有人的公认的事情，但是为什么会以孝治国，在治国的过程当中又有什么变化？这就未必所有人都清楚了。

汉代建国初期就开始推动孝了，以孝治国，一方面是为了休养生息，另外一方面则是在告诉所有的家伙，别打架了，下雨了回家收衣服了……

嗯，大概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了。

大家都回家生孩子去罢！

秦国统一，六国的旧贵族之间的战争死的死，亡的亡，从某个意义上来说，后来秦朝倒下了，也就意味着华夏从周朝起，最后一个国家的旧贵族也消亡了。

汉，就是全新的一代人。

在面对战后荒凉的局面，刘邦，嗯，应该是萧何，因为萧何才是管具体实务的，开始不再强调国仇，而是大讲家庭孝顺。

这是阳谋。

旧贵族残余即便是明白，也没有办法做一些什么，因为在汉初的这个时候，华夏从战国起就一直征战不断，已经是极度厌战了，所以当萧何提出以家庭为重，以父母为重，生孩子光荣，多生多奖励的政策之后，自然就顺应了时代的需求，成为了以『孝』治国的典范。

萧何之后的丞相也继承了推动『孝』的策略，并没有做出任何的改动，因此还多了个成语典故。

斐潜也喜欢阳谋。

干干净净的摆在台面上。

因为百姓虽然没有发声的喉舌，但是他们本能的会反馈，会选择。

一个政策顺应时代需求，那就推动得很顺畅，不需要特意费力的去推，就像是从山坡上往下滚动石球，只要一点点用力，它就自行往下了，而且在这个时候，关键的不是推了，而是要拉，要控制速度，还要控制着方向……

汉武帝初期也是如此。

到了汉武帝之时，在『孝』的基础上，再强调了『忠』，对于匈奴的痛恨，是全大汉范围的愤怒和仇恨，这是时代大势，所以汉武帝初期推动政策很顺利，但是很可惜的是汉武帝并不懂，或是说没有完全懂，以至于在征讨匈奴只是为了仇恨，为了消除威胁，并没有研讨和探寻去获得什么效益，最终导致民众无法承受沉重的战争负担。

再加上汉武帝本身的原因，他怀疑臣子，甚至怀疑自家孩子，所以他推行的『忠』基本上是单方面的，当某个臣子对于汉武帝有用的时候，便是宠信得不得了，但是一旦汉武帝对其产生一丝怀疑，就会立刻翻脸不认人。

到了汉武后期，征讨匈奴就是逆势而为了，事倍功半。

汉武之后，不管是匈奴残部，还是羌人叛乱等等的纷争，就很明显不是大汉的时势了，混乱不统一思想，朝堂本身对待边疆问题摇摆不定，民间也没有共同的认知，故而出现各种奇葩的现象也就不足为奇了。

所以不管是汉代起初的『忠孝』，还是到了三四百年之后的『忠孝』，虽然说都是汉代，但是实际上其本身蕴含的意思都在不断的发生着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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