尾声。Www.Pinwenba.Com 吧随便记下几个人物在生命后期的若干事实,或有继续轰轰烈烈的,而更多归于平淡、似熔炉铁水之化作青光,谁说夕阳不辉煌?
写生命的尾声,其实是做夕阳的解析。
亲爱的读者,你一定见过夕阳,在平原或在山区,大自然尽情地袒露自己的地方,山和水面对着即将到来的暗夜,小鸟们在归巢之前唱着最后的歌。
早霞是绚丽。
落日是辉煌。
绚丽似乎是为了迷人,而辉煌却是要动人,绚丽之后会有迷失,辉煌之后往住是凄凉、冷清,如幽幽月光,还有星星的眼泪。
夏日的热烈使最后的余晖也热烈,而冬日则要平淡许多,当起于青萍之末的秋风吹动太炎
袁世凯辞世,北京城内至少有两个人同时获得了自由,一是袁克文,一是章太炎。
袁世凯死后10天,即1916年6月16日,“院令撤警”,章太炎望一眼自己手书的“速死”二字,长叹一声,走出钱粮胡同的监所。
7月1日,章太炎抵上海。到此时为止,太炎先生还没有“渐人颓唐”之意,仍然在寻找自己的同道,在上海他觉得“南方无可与谋者”,便到南洋群岛游学、察访。
1917年9月1日,广州成立护法军政府,孙中山任大元帅,组织护法军讨伐段祺瑞,章太炎为护法军政府秘书长,再度与孙中山先生合作、共事,往来于香港、广州之间,力图争取龙济光等军阀参加护法军,不久又与孙中山发生歧见。
之后,章太炎曾去四川访邹容祠,又以《太炎教育谈》、《太炎学说》为题在天府之国奔波、讲学,经湖北、湖南抵上海。1922年,黎元洪就总统职,授章太炎勋一位,章太炎以“联省自治”说见进,并进而提出:发扬国故,以救人心。对孙中山先生成立于1923年的广东大元帅大本营提出批评,认为“广东元帅府之欲以武力统一西南,亦西南之吴佩孚也。”
章太炎迁居苏州,在锦帆路8号住宅门前挂着两块牌子:章氏国学馆、制言半月刊社。每每与苏州之士金鹤望、陈石遗一品茗清谈,倒也自得清静。
可是,据此便断定章太炎先生的晚年不足为训,却显得太武断了。
其实,终章太炎一生,这位学富五车才高八斗之国学大师,从来未曾脱离过政治,寻找依托、靠山,为了舒展个人的抱负,而这抱负中的一部分是为救国救民当属无疑。他在不断寻求不断失望中也不断地《说文解字》,他的身上集中了中国知识分子对政治敢于参预的悲哀、伤痛,从而也形成了章太炎自身多变、怪癖、压抑的个性。
1933年,上海学生赴南京请愿,要求国民党当局出兵抗日,学生经过苏州车站,章太炎闻讯特派人携面包果品到车站致以慰问。他还想在有生之年为武昌起义及共患难的革命志士一一作传,写成了《焦达峰传》、《秦力山传》。
日本侵略军侵略上海,章太炎一怒之下,以63岁之躯“北上见张学良”,劝其抗日,并在燕京大学演讲,号召青年“细察目前的社会经挤和历史”,以拯救国家的危亡。
直到晚年,章太炎仍有出乎常人意料的惊人之举,1934年,他为段祺瑞七十岁写《合肥段公七十寿序》,为时人及后人所不谅。细读之后,不难发现,章太炎此文共884字,全篇忧思重重,所为者日本大举侵华中国失地累累,寄望于段祺瑞者,“非遽以尽收失地相要也。要令长城以内,敌人不得恣意蹂践,察哈尔、绥远,兵足自固,犹始终为中国守。斯事在往日固易,今非有十倍之力,即不可坐观。任其谁者,非公当属谁耶?”
章太炎在文末这样写道:
天果不亡中国,虽有猜忍之士百计蛰之,终不能抑之不起。炳麟为中国祝,故不得不以是祝公。祝哽有辞,古之制也,遂以书为序。
章太炎已经写得很清楚了:为中国祝,不得不以是祝段祺瑞。是时,中国东三省正在日本侵略者的铁蹄之下,战火蔓延,一时势不可挡,民生涂炭,山河危卵,也许章太炎所祝非人,这便又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哀了,所靠非人,所托非人,所祝也非人,惶惶然不知所措其毕生!一言以蔽之,章太炎此举,实在是为了抵抗外侮,收复失地。
在这之前,即1933年12月,章太炎先生又有《察哈尔抗日实录序》发表于《制言》太炎一方面极力推崇读经、复古,而另一方面则始终不忘民族大义。章太炎的不趋时的性格,实在是因为他对世间人事的看法总有与人不同之处。
章太炎曾对袁世凯寄予厚望,后被袁世凯拘押,在1919年写的《洪宪纪事诗序》中,论袁世凯葬送清室继而称帝败亡时却力求公允,道:
于臣子为非分,于华夏为有大功,志得意满,矜而自帝,卒以覆灭者,何哉?能合其众而不能自将也。夫力不足者,必营于{礻(左)几(右)}祥小数,袁氏晚节,匿深宫、设两卫而不敢出,所任用者皆蒙敬为奸,神怪之说始兴……
袁氏既覆,其佞巨猛将尚在,卒乱天下。今日无有言袁氏之功者矣,然其败亡之故,与其迫切而为是者,犹未明于远近。国史虚置,为权贵所扼,其详不可得而书也。
袁世凯死后,敢说袁世凯曾经“于华夏为有大功”的,章太炎是太炎为袁世凯所害,对袁世凯的憎恶实在不亚于任何一人,更难能可贵的是章太炎希望深究“其败亡之故,与其迫切而为是者,”章太炎悲哀之深重实在是源于他特立独行的性格之顽固。
1926年,章太炎又有《民国五豪赞》,在先生笔下五豪依次为:孙文、袁世凯、黎元洪、黄兴、蔡锷。
实录如下:
香少先觉,激扬民主。
狎宗交师,不闲戎旅。
私智自矜,赖兹匡辅。
迫窜良将,夷其肢股。
屡蹶复兴,承天之祜。
孙文。
项城枭鸷,剿胡由蘖。
良金善贾,锐师基列。
亢龙之进,淫名是揭。
网漏坤维,位替身蹶。
败不出奔,于今为杰。
袁世凯。
黄彼长者,爱国若性。
承彼乐推,徂以求定。
人皆贪邪,我独廉正。
不援朋党,胪言兼听。
仁而不武,陵夷为病。
黎元洪。
善化温温,纩被军人。
奋迹南夷,秉旄汉津。
略不致远,进先群伦。
义不务高,退全其身。
人菀已枯,遭时飞屯。
黄兴。
邵阳险健,观时进止。
事上能顺,总师有纪。
清朝虎变,日雪国耻。
莫府上陵,息肩海诶。
谲哉二桃,而倾三士。
蔡锷。
1935年12月21日,“12·9”运动之后,章太炎致电北平宋哲元将军,云:
学生请愿,事出公诚。纵有加入**者,但问今日之主张如何,何论其平素?执事清名未替,人犹有望,对此务宜坦怀。
此时,离开章太炎先生永别人世已经只有半年了。他患有气喘病,日渐精力不支,但仍然支撑着为人写字,以润例谋生,同时给学生讲授《说文部首》,直到他去世前10天,即1936年6月4日,《说文部首》还在他的手上,授完最后一课后卧床不起,6月14日撒手人间,太炎先生临终前,告诉夫人汤国梨,希望死后能葬在杭州张苍水墓旁。不料日本侵略军席卷东南,国土沦陷,八方哀号,一时未能竞先生之遗愿。全国解放后,1955年夏天,汤夫人为太炎先生卜葬西子湖,将灵柩从苏州墓地起出,先行公祭,再由金兆梓、汪旭初、范烟桥、谢孝思、周瘦鹃等恭送灵柩赴杭州安葬,周瘦鹃并撰一联挽之:
吴其诏手!昔诵遗言惭后死;
国已兴矣!今将喜讯告先生。
如此,西子湖畔,一代名将张苍水,一代宗师章太炎,生前隔代,死后相逢,同听烟雨清声共赏平湖秋月,桂子飘香时,灵魂也芬芳。
笔者曾去寻访过他们的墓地,忽而想起:章太炎先生的晚年究竞是渐入颓唐?还是渐入佳境?
真是:“见说兴亡事,拿舟望五湖。”
尾声之二:杨度
1916年5月1日,袁世凯辞世前35天,帝制垮台已成定局。
《京津太晤士报》记者敲响了北京丰盛胡同杨度寓所的大门。
杨度泰然对答,记者谓他“态度安闲,词意坚决。”
这是笔者在故纸堆里找到的杨度关于帝制运动的最后一次谈话。
杨度说:
政治运动虽然失败,政治主张绝无变更。我现在仍是彻头彻尾主张“君宪救国”之一人,一字不能增,一字不能减。十年以前,我在日本,孙、黄主张共和,我则著论反对。我认为共和系病象,君主乃药石,人民讳疾忌医,实为国家之大不幸。……国体问题,我应负首责,既不委过于人,亦不逃罪于远方。
1916年6月以后的日子,对杨度来说,实在是不好过的,袁世凯既败亡,杨度以获罪之身居通缉之首,为帝制元凶之久零落,人皆欲杀,我独怜才。
杨度对梁启超别有一番情绪。
梁启超的为人、才具,杨度清清楚楚,冒死保荐梁启超时,梁尚在海外逃亡,杨度反被人参了一本差点儿就参进了刑部大牢。这一节曾经是美谈,传诵一时。后来都为袁世凯的下属,倒也相安无事。到了杨度组织筹安会,梁启超风卷落叶般狠批一通,杨度着实招架不住。待到蔡锷举兵云南,梁启超离京南下公开讨袁,两个人因为道不同而终成水火。杨度成了“帝制元凶”,而梁启超也被杨度指责为“一变再变。”
政治这个东西着实肮脏而可怕,但文化所具有的力量却更加韦长、久远。杨度遭通缉之后,梁启超还得意了一段时间,却并未对杨度落井下石,1918年之后梁启超完全脱离政界专心著述论小说界革命和诗界革命时,每有妙文登出,杨度便捧读再三,“任公才具,文开白话先河海内不作、抽鸦片、饮酒、{女(左)甲(右)}妓,有钱的时候还是出了名的“票友”,没钱的时候便替人按照“润例”写字,小字大字都写。时人谓之“不仅能坐而言,还能立而行”。民国八年,上海新舞台为赈灾演《红拂记》克文饰李靖。是年冬天,赴南通客串,与小荣祥合演《折柳》,与欧阳予倩合演《审头》、《佳期》,博得满堂掌声。
最为震惊上海演艺界的是他与俞振飞合演《群英会》,克文饰蒋干,俞振飞饰周瑜,台上铢两悉称,克文演来一身的书卷气,台下无不击节!
袁克文还客串过建文帝,有剧照登载于其时上海的《游戏新报》并有范君博的题词:
有脚不踏河北尘,
此身即是建文身。
闲僧满腹兴亡史,
自谱宫商唱与人。
你道范君博的诗是怎么写出来的?那是因为在台下看克文演戏,和方地山一起看到落泪,袁克文在台上本是客串的票友,可演建文帝时又恰恰触及了自己的身世,便神情沉郁,语气苍凉,使闻者回肠荡气。一曲唱罢,台下的竞然纷纷太息、落泪!
都说袁克文活得潇洒,那是因为他把人生的行李丢弃了很多,在袁世凯如日中天时他不以为荣,对于做“皇二子”更是从心底里讨厌,所好的不过是醇酒妇人、诗画演艺,朋友中大多是清客、名士。袁世凯称帝败亡,他也不以为耻,仍然落落大方地我行我素。袁世凯的故旧如曹银、张作霖都希望他做一份挂名差事,白领一份干薪,袁克文一笑,拒绝了。
他的放荡形骸使他更真实。
真实到**裸。
他仿佛知道自己的一生比苦短还苦短,便拼命地吸鸦片、走马灯一样地爱着一个又一个女人,除此以外,如写作,随写随丢,常常有头无尾,害得发他连载的报刊主编急得眼冒金星;如写字,只在付不出房租、朋友缺钱的时候写,如演戏,兴来去客串兴尽便下台……
他一生花去最多精力做得最认真的是不断地爱女人,自己也说不清爱了多少个,他是真爱,哪怕偶然相识春风一度也爱得很认真,他在穷困时一直有女人爱着,也从没有女人在他生前身后指责过他。他把心撕成碎片,一片一片地给他爱的爱他的女人,能说那一片血淋淋的心不是心的全部?
袁克文爱的每一个女人必有诗文或联语相送,那些女人也从不把这些真迹抵押拍卖,而当作信物珍重着,谁道青楼女子不识爱?
光是那些女子的名字——算是朋友们知道的——便已经琳琅满目了:无尘、温雪、栖琼、眉云、初霞、金铃、雨香、醉红七娘、小挑红、雪里青、苏台春、琴韵楼、高齐云、小莺莺、花小兰、圣婉、唐志君等等。
摘录当时流传的几副联语:
赠**楼九娘
春去春来,门外风花都不管;
宵长宵短,楼头欢好自无涯。
赠醉红七娘
万古闲愁,凭消月子三分,春风十里;
一宵沉醉,安得珍珠百颗,玳瑁双栖。
赠初霞
初时相见,便已留情,况移酒近眉,
登楼把手;
霞绮成裳,犹嫌污色,愿裁云作履,
踏月为盘。
赠金铃
柳绽金时,春色湖边应早绿;
雨淋铃曲,歌声天上许重闻。
赠雨香
小雨隔帘,重云出岫;
微香催梦,浊酒催吟。
赠小莺莺
漫与谈心,街花偶向南台见;
初知学语,选树还来上苑花。
另有一青楼女子名莺莺,又名小桃红,刚巧与袁克文先前的两个旧欢同名,克文不禁感慨万端,有联道:
提起小名儿,怅昔梦已非,新欢又坠;
漫言桃叶渡,念春风依旧,人面谁家?
又云:
薄倖真成小玉悲,折柳分钗;空寻断梦;
旧心漫与桃花说,愁红泣绿,不似当年。
志君的离去似乎没有多少道理,克文却闷闷不乐了好几天,在袁克文所有的红粉知己中,志君是随侍时间最长的,大约有三年吧。为其操持一切,从穿着到饮食,乃至侍候抽鸦片。也跟着袁克文不停地搬家,先住上海远东饭店,后搬至霞飞路宝康里对面270号,再迁至爱多亚路九如里口1432号,还有一段时间则住在白克路宝隆医院隔壁弄堂里。
每搬一处,袁克文便在门口挂上手书的“洹上袁宅”的牌子。
一到晚上,袁宅门口便开始热闹起来,克文已过足烟瘾,志君忙里忙外招待客人,文友、弟子满堂,还有一位是《晶报》主笔余大雄,为索稿不怕奔走,常常一日数次空手而归,后成为袁克文的至交,克文戏称之为“脚编辑”,那是因为本来坐而编稿者却成了放脚奔波人之故。
群贤毕至的一夜,大家忽然觉得本来轻松的气氛有些异样,缺了什么似的,志君不在了,走了。也不必问什么缘故,克文自己就说过:“或不甘居妾媵,或不甘处淡泊,或过纵而不羁,或过骄而无礼,故皆不能永以为好焉。”
志君离去后,为人批命算八卦以图生计,有好事者劝她以“洪宪皇帝袁项城之媳循阴阳五行为铁板神算”登报作广告,必能生意鼎盛。
志君摇摇头:
“那怎么对得起克文?”
1931年3月,袁克文出现在天津,早春的北方气候还冷,克文还是那副堂堂仪表,戴**帽,帽上缀有一颗明珠,上身着海龙皮裘,戴眼镜,不蓄须,举止洒然地出入于国民饭店,四号房间是他回到天津后的常包房,里面住着新近认识的一个北国佳丽叫小阿五。
中旬,克文觉不适,回两宜里家中小住,继而高烧不退,名医诊治后是猩红热,服药静卧,好不容易退烧了,人却很虚弱。
夫人梅真似有预感,说:
“你好好将养些时日。”
袁克文:
“我好了,想出去走走。”
梅真:
“你太虚弱,经不起折腾了。”
袁克文:
“知道。”
袁克文穿戴整齐后出门直奔六国饭店,只觉得有点头重脚轻,是夜和小阿五同宿。次日又觉头疼发热回家后高烧重起,并危及肾脏,再延医抢救,两天后不治而终。
临终前,清醒时忽而长叹:
“既不得于父兄,又不得于妻子;家庭骨肉,难言之痛,鸣乎!”
言毕,泪如雨下。
1931年3月22日午刻去世,享年42岁。
袁克文青帮中的徒子徒孙闻讯后便集结于天津,集资为袁克文办丧事并善后,那时的克文已经真的一贫如洗了,从他的笔筒里只找出20元交通券。
袁克文在天津的丧事集一时哀荣之盛。道场佛事且不说,送葬的徒子徒孙有3000多人,这行列中更引人注目的是一群百余人淡妆素服青衣白鞋的女人一路扶棺痛哭,那是京津沪三地闻讯赶来吊丧的克文旧时相好。
消息传到上海,余大雄在《晶报》上接连发表哀挽文字,志君上的为纪念日本强迫中国承认“二十一条”的《五月九日国耻放歌》——
炎炎江海间,
骄阳良可畏,
安得鲁阳戈,
挥日日教坠。
五月九日感当年,
曜灵下逼山为碎,
泪化为血中心摧,
哀黎啼断吁天时,
天胡梦梦不相语。
中宵拔剑为起舞,
誓捣黄龙一醉乎,
会有谈笑吞骄奴,
壮士奋起兮毋踌躇!
声也悠悠,情也悠悠……
1993年5月9日
脱稿于北京——苇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