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3天皇帝梦结束时，袁世凯也已接近生命的尽头，他死在由他自己使之倒退的历史车轮下。Www.Pinwenba.Com 吧

正月十五过后，北京下了一场大雪。

神形憔悴的袁世凯望着窗外的雪花，竟百感交集。

他并不是一个怕冷的人。

他的戎马生涯离不开雪，他的发迹、他在世事多变的岁月里命运的升迁也总离不开雪，那时节往雪地里一站，仿佛能感觉到雪片儿落在他上唇的胡茬上，轻轻地落下更轻轻地溶化。在朝鲜会办营务，那里的冬天可是呵气成冰的。

小站练兵，在冬日的早晨会操，站在朔风里就跟木头墩子一样。他把两只大手一挥带头唱由他自己编定的《劝兵歌》，这支歌也是中**队在近代的。袁世凯公开称帝后，杨度却有意退避了，他是想证明他之所以推动帝制是为了君主立宪以救中国而并非一己之私吗？

帝制办得不顺利。

原以为君临天下之后山呼海应，哪知道民怨沸反战乱又生真是内外交困了，退的退，辞的辞，人人脸上挂着冰霜，“我真是失败者？”袁世凯自问。“失败者的下场便是这样吗？”这就叫当局者迷了。大清败亡，势在不可挽救，袁世凯看得很清楚，而其时他虽已位极人臣，却总是顺应了潮流所向，奸诈也罢，弄权也罢，手段也罢，总之是他和孙中山一起结束了中国的封建帝制，才有后来他的声誉日隆众望所归，现在却又怎么弄成这个样子呢？不是大家推戴我做皇帝的吗？那些人呢？因为势利的结盟裂缝早已深入在心里，春冰秋草而已。

他以为他还有挽狂澜之既倒的力量。

杨度的心情也十分复杂，就帝制而言，他是卷入最深的十三太保之相对来说要好做一些，现在忽然取消，责任在谁？再者取消是取消了，袁世凯仍然要做大总统，老百姓怎么想？护**同意不同意？笔下又怎么去拐弯而自圆其说？

袁世凯看出了张一麐的为难：“你写上万方有罪，在予一人。”

这是帝王的罪已诏。

“当然，筹安会诸君子本图国基之固，然爱国未其道，要紧的是共赴时艰，这几层意思你看怎么写妥当。”袁世凯又补充说。

张一麐正在头皮发胀，不知从何落笔，而袁世凯却已经娓娓道来，这帝制取消一事，应是考虑反复过的，早知今日何必当初？

1916年3月21日，袁世凯在新华宫召集会议，提出取消帝制，恢复民国，重新履行大总统之职，到会的有：徐世昌、段祺瑞、杨士琦、张镇芳、朱启铃、梁士诒、倪嗣冲。

众人附议，说事到如今也只有这样了。而在这新华宫里的一应人物中，当初提醒袁世凯不宜帝制自为的或消极对抗拒不劝进的惟有徐世昌、段祺瑞两人而已！

洪宪帝制的最后几个拥护者之一倪嗣冲却是一副怒发冲冠的样子，表示要为帝制死战：“君主政体中国行之数千年，何物小丑，敢以取消为要挟？臣誓死扫荡而后已！”

袁世凯劝阻之后，即宣布：开去陆征祥国务卿职，徐世昌复掌政事堂，黎元洪仍为副总统，段祺瑞恢复陆军总长。

并告令：洪宪年号应即废止，仍以本年为中华民国5年。

此后又公布烧毁帝制文件800余件。

青烟缭绕，一堆灰烬中还能找到那一个帝王梦吗？

倘若从袁世凯称帝之日起——1915年12月12日到取消帝制之日——1916年3月22日止，洪宪王朝为102天。

如果以改元算起——1916年1月1日至1916年3月23日告令废止洪宪年号，则为83天。

张一麐起草的撤销帝制令，袁世凯细致审读并作了若干更动，改动处，据张一麐回忆，“如神龙点睛，起稿者自愧弗如，固有更事之多，抑其天禀有大过人者。”

虽说天禀过人，可惜英雄末路。

袁世凯是怎样改动的呢？他在历数“多主恢复帝制，以绝争端，而策久安”之后，突然笔锋一转，“始以筹备为词，以塞众望，并未实行。”客观地说，袁世凯是已经实行了帝制的，只是还没有来得及正式登极。这“并未实行”其实是袁世凯埋下的伏笔：他仍然具有做大总统的资格。结尾处的一段话是这样的：

今承认之案业已撤销，如有扰乱地方，自贻口实，则祸福皆由自召，本大总统本有统治全国之责，亦不能坐视论胥而不顾也。

自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称帝以后，“本大总统”字样已从袁世凯的一切文告里取消而代之以“予”，这个“予”字自然会使人想起历朝帝王自称的“朕”。袁世凯审读原稿时亲笔加上“本大总统”四个字，皇帝变总统的过程似乎就算是完成了。

人民最容易欺侮因而实在不能欺侮。

历史最容易涂抹因而实在不能涂抹。

袁世凯在帝制被推翻后想继续以大总统实行**统治的企图，是一清二楚的，他只要得到喘息的时间便可以重整旗鼓，护**和其他革命党人对袁世凯的了解，毕竟不同以往了，因而提出袁世凯不下台，决无议和可能。

孙中山从日本赶到反对袁世凯的舆论中心上海，发表了《讨袁宣言》。

1916年5月8日，梁启超奔走、策划的结果，在肇庆成立“中华民**务院”，统一南方独立各省的军事和外交，与北京的袁世凯遥遥对峙。军务院非常策略地推黎元洪为大总统，唐继尧为抚军长，岑春煊为副抚军长，梁启超、蔡锷、陆荣廷、刘显世、龙济光、李烈钧为抚军，推举唐绍仪为驻上海外交专使。

军务院断然拒绝袁世凯的议和条件后提出：

将袁世凯驱逐至国外。抄没袁世凯及附逆13人家产。

惩办帝制元凶。

附逆13人，时称13太保，为帝制运动最卖力者，他们是：杨度、孙毓筠、严复、刘师培、李燮和、胡瑛、朱启铃、段芝贵、周自齐、梁士诒、张镇芳、雷震春、袁乃宽。

这个时候，仍然公开坚持君主立宪主张并自认“应负首责”，“俟正式政府成立，我愿赴法庭躬受审判”的，这13太保中只有杨度一人了。

1916年4月20日，杨度在致《亚细亚报》、《神州日报》、《时事新报》、《申报》的公电中，不改前志，道：

度持君主立宪主义十有余年，自共和建设以来，每常独居深思，夜以继日，知他日元首交替之际，即全国糜烂之时，常若大祸在前，不可终日，仰天咄咄，忧思如焚。忘以救国之愚忠，不自量其微薄，聚徒开会，发愤著书，思以文字觉悟吾民，求君宪之安，避共和之大乱。诚以君宪，则元首定于一，共和则元首不定于一。定则息全国之争，不定则启群雄之夺。数年一举，即数年一乱。被选者之势力不能普及全国，必不能为一日之安，政府之政策、人民之事业无敢为十年之计划者，惟有年年防饥、夜夜防盗而已。以此定乱，乱乌能定？以此求治，治乌可求？故非君子不足以定乱，非立宪不足以求治。度与此议，信之甚坚，持之甚笃……

一个真正的顽固者也有他可爱之处，杨度“思之痛心、言之流涕”为帝制唱最后的挽歌时，13太保中的另外一些正在收拾金银细软，他们看见袁世凯已经彻底无望了，新华宫那一次撤销帝制的会议后，袁世凯更加喜怒无常，自信、勇断已不复见，星散之日就在眼前了。

袁克文比以往请安得更勤了。看见父亲仅存形骸，且又自诉“腰痛得很”，而国内的形势因为南方拒绝议和，袁世凯决心最后一战，由段祺瑞组织战时内阁，恢复国务院，便趁机劝道：“父亲何不趁机休息，以养天年？”

这些日子袁世凯已经不愿看见袁克定了，而对袁克文自然心里会生出一点疚意，“这般纷乱怎能言退？退下之后还能安居洹上吗？”

袁世凯说的这几句话倒是心里话，他现在怕的是驱逐海外，羞辱加身。

“有段祺瑞挡着，想来不至于。”

袁世凯摇摇头：“错了，招儿，人心不足蛇吞象，或许他们会把我绑着去交给孙中山的。”

袁克文一惊，毕竟他是书生，“父亲不论去何处，招儿当随侍左右。”

袁世凯闭了一会儿眼睛。

“你那首诗里有两句是怎么写的？”

袁克文：“儿子随便诌的，不再说了吧。”

袁世凯：“哦，想起来了，‘绝怜高处多风雨，莫上琼楼最高层。’”

袁世凯又闭了一会儿眼睛。

“我在洹上钓鱼的时候就说过，写诗写不过你。”

袁克文：“父亲休息吧，是不是要请医生调理一下？”

袁世凯：“打仗我是能打的，惜乎部将门生羽毛丰满了，都想独霸方了。唉，找个中医，千万别叫西医。”稍顿，袁世凯接着问：“你说冯国璋是什么东西？你说日本人是什么东西？统统浑蛋加三级！岂有此理！”

袁世凯闭着眼睛发怒。

他仍然不愿意面对现实。

一个颐指气使习以为常的人，一个独裁专断如儿戏的人，一个玩弄朋友、部属于掌股之上的人，他离不开往日辉煌的时光，他只能窒息于自己投下的阴影。

袁世凯还不想让袁克文走，他对自己末路的预感只能透露一点点给爱子了，“以后你能靠写字为生吗？”

袁克文几乎泪下：“父亲不必多虑，我去请医生吧。”

袁克文一出门，袁世凯马上站起来，“哦！”一声，余威犹在，夏寿田进屋。

袁世凯：“给陈宦发电报，‘能战始能言和，打！’”

冯国璋已显然怀有异心。

前线战事所托者，只有陈宦了！

接下来是一派秋风落叶的景象——

4月底，奉天张作霖公然把袁世凯派往东北的镇安上将军段芝贵赶回北京。

5月9日，陕西镇守使、袁世凯的亲信、在西北种鸦片发横财出名的陈树藩，于蒲城宣布独立。

5月22日，当初口咬袁世凯靴子不放宁愿长跪不愿起的陈宦也宜布**，并且更进而宣称“与袁氏脱离一切关系”！

5月29日，湖南汤芗铭在其兄汤化龙反袁后，一翻脸便由袁世凯的忠实走狗成了反袁义士，并宜布湖南独立！

袁世凯接到上述三个人的电报时，“半日未出一言”，惊醒之后，怒吼一声：“我操他陈二庵祖宗十八代！”他极少这样骂人。

袁世凯时而狂怒，时而发呆，更多的时候闭着眼睛陷入绝望的沉思。

视北洋军为子孙，子孙个个反叛。

视朋友为奴仆，奴仆人人抗争。

视人民为草芥，草芥奋起呐喊。

视列强为靠山，列强早已弃他而去。

二陈一汤的反叛，把袁世凯彻底击倒了。

后人有说袁世凯“死于‘二陈一汤’”的，不无道理。

1916年4月中旬以前，袁世凯一边吃中药一边下楼办公，所有重要文件、函电一律非经他手不可，恋权已到了不知死活的地步。

之后，病势加重，袁世凯不再下楼，便在楼上卧室里坐在床上办公、会客。

5月以后，已经不能起床也无法办公了，偶尔发出一声怒喝，悲鸣也！

这是有声有色的崩溃，巨石、老树挟裹着风雨雷霆，不断地从高处滚落，身处权力最高峰的人，往往想不起本来还有一条留着他下山的小路，宁可跌落在床上，枕边是乱石和破碎的梦。

6月初，袁世凯的上登出不少嘲讽袁世凯的挽联，摘录几副如下：

刺钝初而钝初死，酖智庵而智庵死，最后杀桂馨而桂馨又死，死者长已矣，阴府三曹谁折狱？

使朝鲜者朝鲜亡，臣满清者满清亡，及身帝洪宪则洪宪亦亡，亡之命也夫，轻舟两岸不啼猿！

又一联为：

假冒共和虚名，别具肺肠同路易；

倘讲君臣大义，有何面目见德宗！

再如：

曹操云勿人员我，宁我负人，惟公能体斯意；

桓温谓不能流芳，亦当遗臭，后世自有定评。

再如：

劝进有书，劝退有书，葩径云进退维谷；

造祸由己，造福由己，太上日祸福无门。

还有一联时人称为绝联，北京街头一时传诵：

起病六君子，

送命二陈汤。

有山东临淄崔九撰写的一联也曾轰动京城：

卖康梁而宠幸位，抚山东，督保定，直入内阁，十数年顶天立地，居然豪杰，谁不说龙腾虎跃？

抗孙黄以作总统，先临时，后正式，旋改国号，一片心称皇呼帝，忽焉取消，我也笑鳖入紫泥？

这些对联中嬉笑怒骂皆有，而杨度的挽联却仍然沉浸在他的“君宪救国论”中，因为有传言说袁世凯临终前曾大呼“杨度负我”，这副联语便又多了一层辩解的无奈：

共和误民国，民国误共和？百世而后，再平是狱；

君宪负明公，明公负君宪？九泉之下，三复斯言。

袁世凯的五年**统治，袁世凯身后北洋军阀变本加厉的割据、战乱使中国有识之士的思考有了新的境界，中国人民怎么能甘心于永为奴仆呢？

新的声音总是会有的，虽然有旧的壁垒阻挡着。

人们已经亲见过分崩离析了。

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一个人身上，以及把所有的罪责都堆砌在一个人身上——中国人的希望和失落都源于此，或者甚至还可以说：在某种社会条件下，这两者恰恰是继续产生皇帝或独裁者的国民心态基础，如此说来袁世凯也是应运而生的。

蔡元培在袁世凯去世后三个月即指出：“袁氏之罪恶，非特个人之罪恶也。彼实代表吾国三种之旧社会：日官僚，日学究，曰方士……今袁氏去矣，而此三社会之流毒，果随之以俱去乎？”

1916年12月，陈独秀在他主办的《新青年》上以《袁世凯复活》为题，说：

袁世凯之废共和复**，乃恶果，非恶因，乃枝叶之罪恶，非根本之罪恶，若夫别尊卑、重阶级、主张人治、反对民权之思想学说，实为制造**帝王之根本原因。吾国思想界不将此根本恶因铲除净尽，则有因必有其果，无数废共和复帝制之袁世凯接踵应运而生，毫不足怪。

《新青年》创刊于1915年9月15日，那是真正的新声音，并且第一次把寻找知音的目光投向了青年，灯红酒绿纸醉金迷鸦片弥漫的上海几时有过这样的声音？陈独秀，涕泣陈辞呼唤中国的青年人“自觉其新鲜活泼之价值与责任”，“力排陈腐朽败者以去”！

“孰为新鲜活泼而适于今世之生存”呢？

陈独秀有六项标准以为衡量：

一、自主的而非奴隶的。

二、进步的而非保守的。

三、进取的而非退隐的。

四、世界的而非锁国的。

五、实利的而非虚文的。

六、科学的而非想象的。

这声音，在本世纪初叶的1915和1916年间，实在是很新鲜的了！

秋风秋雨，隆冬严寒，总是春天走得快冬天回来得早，然而倘能以心灵倾听任何年代都会悄然发生的新的声音时，又何必去计较春夏秋冬？

有多少人走向希望，便有多少人走向没落。

从本书开头写到的“1898年第一场秋雨”，到1916年6月袁世凯辞世，18年间，风云跌宕，人物辈出，后人稍加细察便可以发现一种有趣的现象：在世纪相交的更替中，那些权倾一时者往往是过渡人物，他们并不重要。

都在走向尾声。